【经纬V言】王家强：应对经济增长内外压力，中国具有天然优势

中新经纬4月26日电 (李惠聪 实习生 李佳文)近日，在国内外多重压力因素下，2022年一季度中国经济正式上交了“成绩单”，实现了4.8%的稳定增速。然而，全球来看，俄乌冲突、疫情蔓延潜在风险仍在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(IMF)、世界银行等均下调全球经济增速预期。全球通胀压力下，美联储货币政策收紧又将为世界经济带来怎样的风险？外部经济将如何影响中国经济增长？中国如何继续采取有效举措稳增长、防风险？

对此，中新经纬研究院专访了中国银行(601988)研究院资深研究员王家强。他指出，当前中国经济克服各种不利因素，体现“开门稳”的特点。同时，面临世界经济发展增速下调预期，中国要从货币政策、提高财政政策支出效能、加强关键核心技术研发、夯实居民消费基础等做好多手准备。

中新经纬研究院：IMF下调2022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至3.6%，世界银行下调2022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至3.2%。下调的原因有哪些？您如何看待当前世界经济发展增速？

王家强：世界经济2021年实现了强劲复苏，既有低基数的原因，也是世界各国抗疫取得重要进展、经济活动逐渐放开和宏观政策强力支持的结果。在不发生新的重要外部冲击的情况下，2022年初，市场普遍预期全年仍将会实现较快复苏，以此修复疫情影响。但事与愿违，两大事件拖累了2022年全球经济复苏的前景。

一是俄乌冲突。俄乌两国在全球经济中的份额于2021年分别约为1.8%和0.2%，两国本身经济衰退对全球经济拖累幅度约为0.2个百分点；更重要的是，两国是全球粮食、能源和稀有金属的重要供应国，加上欧美施压各国对俄实施前所未有的制裁措施，导致全球大宗商品大幅涨价，产业链、供应链均受到冲击，波及到更广泛的经济活动，特别是主要经济体加息缩表的节奏和幅度都会加大，对全球经济带来重要负面冲击，其中欧洲受到影响最大。

二是中国的疫情。吉林省和上海、深圳等中国重要经济城市的管控，对全国经济和世界产业链、供应链都带来一定影响。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，2021年占全球份额预计超过18%。据我们测算，中国经济增速一个百分点的变化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将达到约0.2个百分点。

当然，还有其他影响全球经济前景的因素，例如各国债务风险、地缘政治冲突和全球劳动生产率的下降等。

中新经纬研究院：美国主要金融企业近期陆续发布财报显示，美国银行、摩根大通、高盛集团、摩根士丹利、花旗集团等主要金融企业一季度净利润均同比下降。您认为造成美国主要金融企业在2022年第一季度业绩下滑的原因是什么？如何看待当前美国经济增长态势？

王家强：从财务表现看，2022年一季度美国大银行的经营情况尚可，营收和利润指标同比虽有所下降，但还是超过市场预期。一方面，美国经济总体上未受到俄乌冲突太大冲击，某种程度上还会受益，美国能源和粮食生产都很充足，而且军工复合体需求强劲；另一方面，美联储加息及继续紧缩预期下，吸引国际资本流入，美国资本市场表现比世界各国要好。

总之，一季度美国银行业的商业借贷活动和资本市场业务表现比较好，支撑了银行业绩发展。另一方面，由于对俄乌冲突、通胀和紧缩货币政策的担忧，美国大银行从审慎经营角度，普遍增加了坏账准备金，特别是在欧洲有大量业务的银行受到的影响更大，这在一定程度制约了银行业业绩增长。

中新经纬研究院：世界银行行长马尔帕斯指出，在全球通胀高企、俄乌冲突加剧，以及金融环境可能收紧背景下，债务高企、通胀上升是全球增长面临的两大问题。中国是否也面临这两大风险？如何应对？

王家强：自2020年疫情暴发以来，全球债务水平再度大幅攀升。根据IMF统计数据，2020年全球公共债务占GDP的比例升至99.2%，财政赤字率为9.9%，均达到了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。2021年虽有所缓和，但依然处历史高位。

债务高企带来可持续性难题，许多国家特别是经济欠发达国家形成了债务违约风险。疫情以来，世界各国已开展多轮缓债措施，帮助陷入困境的经济体。要应对债务高企，需要从“分子”和“分母”两个层面同时着力。“分子”措施就是要推动绝对债务规模的降低，妥善实现有序债务重组与偿还，减少债务还本付息负担，并避免更大规模的债务扩张。“分母”措施更为重要，就是推动实体经济持续增长，通过收入的增加来稀释债务比例，增强债务可持续性。

对中国而言，一方面要始终对外部债务风险保持充分警惕和研判，避免踏入一些国家和地区潜在雷区；另一方面，要积极推动中外经贸合作，通过切实提升高债务国家经济增长和企业发展能力，增强其抗风险能力。

中新经纬研究院：数据显示，多个国家通胀率逼近10%，主因是俄乌冲突后天然气和石油价格不断上涨。2022年2月，英国、德国和西班牙等国的CPI涨幅较大。而中国整体物价水平平稳，通胀控制得较好。您认为，在全球大通胀背景下，中国能独善其身的主要原因是什么？

王家强：中国具有应对全球通胀的一些天然优势。

第一，企业的消化能力在增强。在过去多轮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过程中，尽管生产端价格指数发生大幅波动，但均未明显传导至消费端。企业消化能力主要通过技术创新提升劳动生产率、降低生产成本等方式实现，同时中国庞大的消费市场具有规模效应，使单位生产成本得到很好控制。

第二，供给能力的保证。中国农业生产多年来一直保持丰收，国家高度重视粮食安全；中国是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，工业门类齐全，是全球第一商品出口大国；中国也是第一人口大国，服务业劳动力供应依然比较充分，这些基础决定中国有供给能力的强大保障，应对通胀有足够底气，即“手中有粮、心中不慌”。

第三，货币政策的审慎。中国货币政策并未跟随西方国家“大水漫灌”的路子，过去十多年来，始终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，坚持精准滴灌而不是采取大幅降息、大规模量化宽松等西方模式，这使得导致通货膨胀的货币因素得到了很好控制，避免了过度的金融需求。

第四，最后是中国的体制优势。在动员社会资源调剂余缺、坚决打击非法囤积居奇行为、杜绝资本无序扩张、克服工资刚性等方面，相对西方国家所谓“纯粹”的市场经济而言，具有更加强大的管控能力，即以人民为中心，不会被资本和利益集团力量绑架。

中新经纬研究院：您如何研判未来美联储紧缩和加息步伐，以及给世界经济带来的风险？对中国而言，须主要防范哪类风险？

王家强：随着全球通胀水平不断攀升、美国失业率低企和工资水平较快上涨，作为世界第一贸易逆差大国，美国面临的通胀压力越来越大，持续时间也会更久，美联储加息和缩表步伐会加快。目前市场普遍预期，2022年美联储可能会加息5次以上，甚至不排除一次性加息50个基点的可能；同时，还会在年中启动量化紧缩措施。

美联储每次加息周期都会给世界经济带来巨大风险。

一是经济紧缩风险。加息必然会抑制消费和投资，在极端情况下可能导致美国经济的硬着陆。目前关于美国经济再现衰退的担忧已经出现。

二是引发国际资本流动的大规模变化。美联储加息使得全球资本回流美国，许多脆弱的新兴市场国家将会发生货币贬值、资本外流的景象。

三是增大各国的债务风险。美国政府本身就是世界第一大债务国，美联储加息会使其面临更大的债务还本付息压力；而对于许多负有大量美元外债的新兴市场国家而言，债务风险也会随之上升。

对中国而言，需要在本轮美联储加息周期中，着力防范化解相关风险。

一是人民币汇率贬值风险。近期中美利差倒挂、前期人民币过多升值，都会使人民币汇率面临一定回调压力，需要综合施策，采取逆周期调节工具、强化国际资本流动监测与管控，防范无序波动和市场踩踏。

二是资本市场波动风险。美联储加息带来一定程度中国资本外流压力，外部风险的增大也会通过各种渠道向内传导，这可能会削弱投资者对资本市场稳定的信心，需要采取流动性管理、预期引导、监管强化、结构性政策调整等措施，切实维护资本市场的稳定。

三是银行信贷资产的信用风险。要切实防范美联储为应对高通胀采取的激进紧缩举措，引发美国经济衰退和世界经济放缓，从而对相关行业信贷资产质量带来压力。美国金融业是否会在本轮美联储加息周期中出现更大问题，相关金融机构交易对手风险也须高度警惕，避免出现类似2008年雷曼危机的情况。

中新经纬研究院：中国2022年一季度经济增速为4.8%。请问如何看待当前中国的经济形势？中国经济面临的压力主要在哪些方面，我们应如何应对？

王家强：一季度，中国经济克服各种不利因素，体现“开门稳”的特点。未来，中国经济一定程度上依然面临内外部多重压力，主要包括：一是全球经济放缓。受俄乌冲突、全球通胀和疫情蔓延等多重因素影响，全球经济复苏动力不足，中国出口形势不容乐观，3月份出口增速已经明显回落。二是内部疫情防控的影响。2022年以来，吉林、上海、深圳等多地疫情反复，对各行业特别是服务业复苏带来较大影响。三是内生动力不足。居民收入放缓、资本市场低迷等因素，使得消费需求增长受压；基础设施建设空间收窄、“房住不炒”政策导向下，投资带来的驱动力量减弱。未来一段时间，外部环境的复杂性、不确定性明显上升，要高度关注经济持续下行压力，提高财政政策支出效能，加大货币政策实施力度，稳定市场主体预期，促进内需平稳增长，稳妥化解潜在金融风险，着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。

为此，我提出如下建议：第一，提高财政政策支出效能，助力扩大有效投资。拓展交通、市政等传统基建投资空间，加大对清洁能源、保障性住房的支持，进一步强化资金与项目之间的匹配程度，推动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，带动更多社会投资。

第二，货币政策要加大发力。积极运用公开市场操作、借贷便利等工具维持流动性整体合理充裕，引导金融机构加大信贷投放，提升新增信贷规模，为实体经济提供适宜的融资环境。继续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作用，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，确保资金支持力度只增不减。做好由于疫情防控导致出现临时资金周转问题行业、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。

第三，夯实居民消费基础。通过发放消费券、以旧换新补贴等形式，推动绿色智能家电下乡。加快县域、乡镇商贸中心和电商物流中心建设，鼓励和引导商贸流通企业下沉服务农村。有条件的地区加快放松汽车购买限制，维持新能源汽车购买补贴力度，推动汽车消费增长。鼓励数字化、智能化技术在生活服务领域的应用，促进新型消费市场培育。

第四，推动房地产转型发展。坚持“因城施策”原则，对房地产市场下行过快地区，通过适当放松相关政策，释放积极信号，稳定市场预期。鼓励机构稳妥有序开展房地产企业并购贷款，重点支持优质房企兼并收购困难企业优质项目，防止房地产企业信用风险蔓延。加快推动房地产市场向租售并举转换，广泛引入社会资本为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募集长期稳定资金，提升项目运营水平和租住品质。

第五，加强关键核心技术研发。支持企业加快数字化改造升级，推动新兴产业加快发展。加强钢铁、有色、建材、石化等领域节能降碳技术改造，围绕品质提升、品牌打造等促进农业、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型升级。完善市场一体化发展、区域合作互助、区域间利益补偿等机制，在新基建、产业园区、产业集群等方面加强区域合作，促进区域间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产业合理布局。(中新经纬APP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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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编辑：王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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